七七事变最大的谜团：一场本该在国门打的仗，为何烧到了北京城？
任何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理应在边境线上拉开序幕。可1937年那场席卷整个中国的烽火，却是在卢沟桥上点燃的，那地方离当时中国的故都北京，不过是抬脚就到的距离。
这事儿怎么想怎么透着一股邪门。为什么战场不在山海关，不在东北的白山黑水，偏偏开在了自家大门口？这背后藏着的，是一段让人扼腕的退缩史。
时间往前倒六年，1931年的沈阳，北大营的枪声撕裂了宁静的夜空。我们那片广袤肥沃的东北大地，几乎没听到像样的抵抗，就落入了日本人手中。南京的国民政府，选择了沉默与退让。
但这还没完。到了1933年，一纸《塘沽协定》签下来，直接在长城以南划出了一大片非军事区。这等于亲手把自家院门的大锁给拆了，让日本人可以大摇大摆地把脚伸进华北。
紧接着，1935年的《何梅协定》更是把这种退让推到了极致。河北省内的国民党党部要撤，驻扎的中央军要走。如此一来，北平与天津这两座华北重镇，彻底成了不设防的孤城，像熟透的果子，等着别人来摘。
一步步的退，一寸寸的让，最终把战火“请”到了卢沟桥。日本军队可以在宛平城外搞“军事演习”，走失一个士兵就能借口炮轰县城，这一切的底气，不都是一次次不抵抗政策喂出来的吗？
那么，手握数百万军队的蒋介石，为何要如此卑躬屈膝？答案藏在他那句人尽皆知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里。
在他眼里，日本人是“癣疥之疾”，是皮肤病，虽然讨厌，但不致命。而盘踞在南方的红军，才是“心腹之患”，是会要命的心脏病。所以，必须先集中全部力量，把这个“心腹之患”给彻底挖掉。
为了这个目标，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当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予取予求的时候，他正调集百万大军，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，对江西的苏区发动第五次“围剿”。飞机大炮，精锐部队，最好的资源全都砸在了自己人身上。
这种“宁予友邦，不予家奴”的逻辑，在中国历史上简直像个无法摆脱的魔咒。从宋朝的统治者面对金人、蒙古人的选择，到晚清的权贵们面对列强的态度，似乎总有一种奇怪的共识。
在他们看来，外来的侵略者，无非是想抢些土地和金钱，大家同属统治阶级，总有谈判的余地，大不了换个主子继续当官。可泥腿子们要是造反，那是想把桌子整个掀了，要的是他们的命，这绝对不能容忍。
所以，当侵略者和内部的反抗力量同时出现时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联合前者，镇压后者。这种选择，直接导致了民众的离心离德。
一个国家，在危难当头时，想的不是如何保护自己的百姓，而是如何剿灭内部的异见者，那百姓又凭什么为你卖命？
抗战时期那些令人心痛的场景，就是这种逻辑下的必然产物。山东战场上，几个日本兵就能押着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四处奔逃。河南黄泛区，灾民们甚至掉过头来，帮着日本人去抓那些腐败的国民党军队。
更荒诞的是，整个抗战期间，为日本人卖命的伪军数量，一度超过了百万之众，比侵华日军的总兵力还要多。这在世界战争史上，都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奇闻。国家抛弃了他们，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国家。
但是，中国人真的天生懦弱吗？真的没有血性吗？看看同一个人在不同军队里的表现，答案不言自明。
有个叫邱少云的四川青年，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军队。在战场上，他和其他士兵一样，枪声一响就想着怎么逃命，因为他不知道为谁而战。
后来，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。在朝鲜战场的上甘岭，为了不暴露整个潜伏部队，他趴在燃烧的草丛里，烈火从脚烧到头，硬是纹丝不动，直到被活活烧死。那种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意志力，从何而来？
答案很简单。旧中国把他当成了可以随意丢弃的炮灰，新中国把他当成了国家的主人。当一个人感受到尊严，知道自己为何而战时，他体内迸发出的能量，足以惊天动地。
不光是邱少云这样的穷苦人。就连末代皇帝溥仪，那个曾经的天子，在1964年拿到一张小小的选民证时，都激动得老泪纵横，嚎啕大哭。他说，自己直到这一刻，才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。
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里看得最透彻：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。”把军队和人民融为一体，让他们知道保卫的是自己的家园和尊严，那这支力量将无敌于天下。
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我们不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，还在朝鲜半岛，硬生生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“联合国军”。那一战，彻底洗刷了我们百年的屈辱。
说到底，七七事变的耻辱，与其说是军事上的，不如说是精神上的。它暴露了一个政权在失去民心后是何等的不堪一击。一个在平时视民众如草芥的国家，休想在战时指望民众为它抛头颅、洒热血。历史的教训，往往是用最沉痛的代价写成的，读懂了它，才能避免重蹈覆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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